名家论人文荐文之四

作者简介: 杜维明，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国际哲学学会名誉院士(代表中国)，中华文化促进会学术咨询委员。

儒家的人文精神与文明对话

杜维明先生做客岳麓书院讲坛

杜维明：我感到万分荣幸，能够有这个难得的机会在千年学府，而且对儒家人文精神作出极大贡献的岳麓书院提出文明对话的构想。

层层深入的修身哲学

朱熹是《四书集注》的集撰者。他明确地提出我们应该顺着《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顺序去了解儒家的核心价值。《大学》所呈现的事步步扩展、层层深入的一种修身哲学。如果用一种形象的语言，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大学》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是一个逐渐向外扩展的同心圆，同心圆的外圆应该是开放的。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世界，乃至到人类的群体、宇宙，它是向外扩展的。同时，它层层深入，由我们的心知，到我们的灵感，再到我们的神明，这个人文精神，一方面向外扩展，一方面向内深入，也就是后来孟子说的“掘井及泉”，尽量在我们存在的条件之中向内发展，一直要碰到一个能够向外通的源头活水。这一思想体系，不仅在中国，而且后来在世界上也受到大家的重视。

儒家是为己之学

《论语》提出了“为己之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在1985年，我在北京担任了中国哲学系儒家哲学的课程。我第一次上课就先问我的同学，说儒家的思想是为己，还是为人？绝大多数北大的同学，包括研究生都说，当然是为人，为人民服务，儒家是为人之学。我说这与《论语》里面说的正好相反，《论语》里讲得非常清楚，儒家是为己之学，求学不是为了师长，不是为了家庭，不是为了简单的社会要求，而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人格，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内在的人格资源，是为己之学。但是这个“己”不是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从中心点来讲人的尊严，从关系网络来讲人的社会性、感通性和沟通性。所以儒家在《论语》里提出的“仁”的基本价值，有两个向度。一个是“为仁由己”，每一个人都可以阐发他内在的道德资源，每个人都可以发现他的独立人格。同时人一定要感通，一定要通过同情，逐渐地展现儒家。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所体现的不是一般我们说的道德说教。有一个日本的学者，我与他在韩国的时候进行了学术交流，他说我们可以把《论语》中孔子的人格来作一种美学的欣赏，看他的人格怎么样发展，不是要怎么学他，而是要给我们一种灵感，从这个角度来看，《论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有美学的价值，有伦理学的价值，有宗教哲学的价值。在西方学术界，美学、伦理学、宗教哲学是完全分割的三块，美学是讲人的感性、觉情；伦理学讲道德的规约；宗教讲信仰。我们把感情彻底地转化，才能发展道德理性，我们要超越道德理性，通过信仰的飞跃，才能进入宗教的领域。但儒学体现的人文精神，我们的道德实感是在感情之中体现的，是在人伦之中、日常生活中体现的，不是虚幻的、抽象化的、理想化的说教，它每一句话都有实际的意义。孔子和他的学生之间的交流，就是要体现这种人文精神。另外真正的道德理念必须要向外扩展，不仅要从个人到社会，而且要有人类全体，甚至要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有一种终极的关怀。所以《论语》所体现的美学、伦理学、宗教哲学是贯通的。

人与禽兽有没有区别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开始提出中国儒学史上的几个大问题。人与禽兽有没有区别，文化和非文化有没有区别，真正的公益和惟利是图有没有区别？霸道和仁道、王道有没有区别，这是孟子思想中的四个最重要的辩论，也就是所谓的人禽、义利、王霸、夏夷之变。孟子所讲的人和禽兽不同，从孟子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东西都有气，只有植物才有生，只有动物才有知，只有人才有义，人除了气，除了生命，除了意志，还有道义。从儒家的角度来说，人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存在于世界的人，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所以一定有特殊的族群，有性别，特殊的语言，甚至有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年龄代。每一个根源都是塑造人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条件不是限制，假如我们能把这些条件转化为成我们逐渐在发展中尽量体现的价值，那我们虽然是某一族群的人，我们也能体现普遍的人的价值；虽然有不同的性别，我们不会为性别所限制；虽然有各自特定的语言，但我们的价值可以超越语言；我们有特定的出生地，我们对出生地有非常深刻的情感，但我们的思想，我的价值，也可以通过转化，超越我们的出生地，甚至我们的年龄代。由于这个原因，《孟子》里面对两种思想进行了批评。一种可以说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即杨朱；一种是极端的集体主义，即墨翟。孟子所要走的这条路，是中道，仁义内在，性由心显。所谓仁义内在就是这种价值不是外在强制的枷锁、教条，迫使我们成为有道德、有操守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内部都有足够的资源，通过我们的反省来发展我们的人格。我们的人性，可以从我们最根本、最有价值的感情来体现，比如说恻隐之情、羞恶之情，是非之情，辞让之情，即所谓四端。这中间儒家特别突出同情。我们不忍心最心爱、最亲近的人受苦受难，可能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对路人、其他的人，没有这种感情，但我们希望把这种感情向外推，不仅对所有的人受苦受难我们都不能忍，甚至对植物、对动物也是如此。这是我们的“仁”逐渐扩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具体的，但是又有非常崇高的理想，要把“仁”的差等性和“仁”的普世价值结合起来。

五四以后的极端思潮与儒学的人文关怀

我觉得在“五四”以后，有一种很极端的思潮，首先我们忍敌人，甚至狠打落水狗，慢慢地，即使我们的朋友不够前进，观点不够全面，我们也能忍，后来甚至我们的亲戚朋友，乃至我的父母、兄弟，我们也能忍，这个和儒家传统有非常大的差别。儒家从“不忍”慢慢向外推。所有的情在这里面都有价值，不是简单的温情主义。真正的情是有价值的，但情要向外推。假如不向外推，它就变成自私自利，变成狭隘的家族主义、族群主义，乃至人类中心主义。如果向外推，它就可以成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宽广的人文精神。很多国内第一流的学者，到了晚年发现了这种精神价值。比如，冯友兰先生认为“仇必和而解”，突出“和”，突出“通的价值，甚至又回到了他早年所理解的张横渠的四句话，这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宏观的人文精神在，《中庸》里面体现得特别突出。《中庸》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明确价值的信念，如果我了解我自己的人性，我就可以了解一般人的人性；假如我能了解一般人的人性，我可以了解物性，我就可以“参天地之化育”，参加天地大化流行的创生性。也就是说，如果我“参天地之化育”，则我“可与天地为参”，也就是说，天地人可以成为一个全面的、整体的人文关怀，这是人文精神全幅地开展。

人文精神的四个基本原则

人文精神有四个不可分割的向度，或者四个不可分割的侧面。第一是个人，如果你还记得那个同心圆的话，这个同心圆，一个是个人、一个是群体、一个是自然，还有另外一个侧面是天道。它有四个基本原则：第一个是每一个人要通过自己的修身，使得身、心、灵、神能够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每一个人的事业，所以在《大学》里面，“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根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们的义务，要使得我们的身心的和谐，使得我们的身体、心知、灵神能够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第二个原则，个人和社会要进行健康的互动，社会是从家庭一直到人类社会，这中间错综复杂。儒家特别突出家庭的重要性，不是说简单的家族主义。近现代儒学家对家族，就是所谓“礼教吃人”的家族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康有为认为，儒家的“五伦”都可以归为朋友这一伦，甚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这些伦常都不重要，要打破家族的困境。熊十力先生甚至讲得非常极端：“家庭为万恶之渊。”在很多家庭里面，对妇女的歧视、对于年青人的暴力、对于弱势团体的不重视，这些坏的事情都出现了，所以我们要彻底地削除。这现代情绪的观点，当然有它的价值，但是个人如何与家庭、社会，跟更宽广的人类群体进行健康的互动，这个是每一个人必须要通过自己的修身哲学来发展的。

第三个基本原则就是人类全体和自然能够进行持久的和谐。再一个呢，就是人心和天道能够相辅相成。

天与人的互动观念

有的学者说，“天人合一”大概在宋代才开始提出，其实董仲舒就提出“天人感应”、“天人相应”这种天人间的互动观念。在文化中国，包括港台、新加坡华人的地区，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都提出了这种观点。钱穆先生在去世之前就说他有一个彻悟，那就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全体的贡献就是一个“天人”的观念。另外，冯友兰说天地境界，熊十力说最后他要回归到《易经》里面那个生生不息、自强不息的创生的观念。梁漱溟先生讲人性与人生，乃至唐君毅先生提出人的心灵有“九境”，最高的境界是道德流行，天人能够合一。这个观念，我们可以这样说，儒家所展现的人文思潮，和西方从启蒙运动以来所发展出来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有相当大的不同。

多元多样的人

儒家的人文精神是一种涵盖性的人文精神，要包括自然，也要包括天大，它走的不是一条归约主义的道路。在定义人的时候，不把人当做是一个隐性的动物，或者说一个政治的动物，或者把人当作一个能够运用工具的动物，或者把人认为是一个可以运用语言的动物。在很早的时候，古典的儒家思想就把人的多元多样作了展示。人是一个感性的动物，“天地万物人为贵”。因为他最灵、最有感性。这种感性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共鸣来展示。人与人之间可以共鸣，人可以跟自然、生物、无生物进行共鸣。即使是无限遥远的星球，跟我们也可以有感情的联系。这种感性的情，在传统中的思想就是诗教、乐教，使人成为一个美学的动物。不仅如此，人是一个社会的动物，这是从《礼记》所体现出来的。我们上面说过，五四以来批判吃人的礼教，是一种强迫人，要人来做压迫人，来做循规蹈矩的工作，给人一种强烈的霸权的压制感，这是礼观念的异化，不是本来的礼的观念。人是一个社会的动物，一定要跟人进行长期的健康互动。这是《礼记》里面所体现的一些价值。人是社会动物，也是政治动物，作为一个政治动物，他是要在政治中生活。庄子甚至说这是：“无可逃于天地之间”。《尚书》所体现最好的政治应该是属于人道的政治，属于清廉的政治，能让各种不同的人都能发挥他的才智，发挥他的价值。人也是历史的动物，人是有集体的记忆的，长期的集体的记忆形成了我们今天的文化。

有很多有古无今的文明，像古代埃及、古代希腊，今天我们要了解这些文明，就要到博物馆里才看得到。也有有今但古并不很长的文明，比如说是俄罗斯和美国；既有古又有今，渊源流长的文明不多，有印度的文明、中国的文明。而中国文明历史意识特别强，有强烈的继承性。可是我们现在碰到困境，就是两三千年来悠远的历史和近百年来集体的健忘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历史非常悠远，源头非常长，可是我们近代一百多年的记忆非常短暂，这是很大的困境。同时人也对超越有一种向往，有对理念、价值的追求，同时还有一种终极关怀，《易经》所体现的终极关怀。所以《六经》体现了六种不同的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人是感性的，是美学的，是诗教的，是礼教的，是有社会性的，是有政治性的，是有历史性的，同时人也是有超越的、向往终极关怀的动物。这个思潮在古代中国展现以后，成为人类文明重要的人文遗产。

平凡而有深厚哲学内涵的价值

宋明以来，这种思潮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岳麓书院可以说对这一思潮作出极大贡献者，在人生观和宇宙观方面尤其突出。宋明时代就提出了“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念，同时他们所讨论的气、理、心、性，都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抽象的形而上的、跟我们人文世界没有关系的理念，这些问题都是和我们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价值。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时朱熹和张栻在岳麓书院进行了三天三夜的辩论、讨论《中庸》里面“中和”的问题。这个“中和”的问题是情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恻隐、是非、羞恶，辞让之情，所谓四端之情，每一个人又都有喜怒哀乐。这两种不同的情，我们怎么去理解它？一种，譬如说我们就突出恻隐，恻隐这个情越多越好，越有爱心，越能够有同情感，越能恻隐，那我们就越像人。另外，喜怒哀乐这种情，假如我们不调节，我们不转换，那个情可以伤害我们的身体，可以使得社会发生各种不同的困境。所以有一种情是越多越好，有一种情是要转换的。这些讨论后来在中国并没有很好地发展。但是在韩国的儒学有一个叫做“四七之辩”，就是“四端”和“七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讨论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都是和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在人伦日用之间来安排我们的感情生活、理性生活、社会生活，个人生活，怎么样和我们的家庭、朋友、亲友能够进行健康的互动完全联系在一起的课题。他们所提出的这些，如果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以仁爱心和关怀来发展人的道德理念。

王阳明被贬到贵州那一年也在岳麓书院做了报告。他的《大学问》里面特别提出“一体之仁”，从“亲亲、仁民、爱物”开拓出去，发展出去，“一体之仁”，这个“一体之仁”又是有分别的。一方面是和天地万物合为一体；另外，这个中间又有非常明显的分疏，远近的分疏。这非常现实，但又有非常深厚的理想主义。它不是种浪漫主义，不个人主义，而是一种非常高深的哲理。但是那个高深的哲理又能够在人伦日用之间能够发展。《中庸》里面引了孔子一段话，很多每个人都应该做得到的，但我并不一定做得到。我对父亲的孝顺，对他的那种尊重，就像我希望我的孩子对我那样。这件事情，我想还办不到；我对君的忠诚，就像我期待我的臣对我一样地尽忠，这个我还办不到；我对我朋友的信，我希望要求期待我的朋友对我的信，这个我还不能办得到；对我的兄，我要有一种敬重之感，希望我的弟弟能够对我这样。”这个都是非常简单的人伦日用之间，我们每天都碰到，但是每天所碰到的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价值这个关系又有非常深刻的内涵，我们需要慢慢地去陶冶它。如果社会上没有这种价值，没有这种理念来陶冶，这个社会是很难安定很难发展的。这个观念非常平实，但是它又有非常深刻的哲学内涵。

儒家传统的现代化转换

我们认为儒家具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可以为文明对话提供非常丰富的人文资源。联合国最近决定了2001年是世界的文明对话年。不同的文明有冲突的危险，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地域，都可能有冲突矛盾，假如我们认为有这种危险，那对话更是有必要。目前，如果想要开发儒家的人文的精神资源，为文明对话创造良好的条件，我们必须发挥全面而深入的批判精神，使得儒家传统能够很成功地进行一个现代的转化。

中国这个工作在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一直投入在这个工作。这一非常艰苦的工作，也就是如何使得儒家这个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和十八、十九世纪从欧洲发展出来的启蒙的人文精神，包括自由主义的传统和社会主义的传统进行对话。西方的启蒙提出了自由、理性、法制、人权和个人的尊严，这些价值在世界各地都认为是普世的价值，现代化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和个人权利充分发展的一个运动、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的一百多年以来，从鸦片战争开始，很多知识精英发现儒家的人文精神和中国的小农经济、家庭的伦理、权威政治乃至集体主义，都纠缠在一起，在中华大地出现了很多消极的因素，使它不能够充分地现代化，来掌握西方所提出的一些非常有光辉，而且能够普世的价值，所以强烈地批判儒家，把它当作封建的遗毒，当作阻碍现代化的绊脚石。自由主义的胡适，社会主义的陈独秀，大文豪象鲁迅等人从五四以来一直在进行这种批判。如果我们想要把儒家的人文精神进一步地阐发，就要对他们的批评所带给我们的教训，进行全面而深入地加以体认、剖析。我们如果不能使得儒家的人文精神充分发展，而让小农经济的保守主义和不健康的家庭伦理，比如说是男性中心主义、政治权威主义充分地发展，将来儒家的人文精神能够成为对话的资源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新的文明对话条件已经出现

现代以来，西方一些核心的思想家，对于西方的启蒙心态，也开始进行非常深刻的反思。从生态环保的角度来看，人类中心主义，完全以人为中心，这是西方所代表的人文精神，不管用，一定要超越。从多元宗教的角度，怎么样让启蒙以来的精神多元开放，西方的学者在进行深刻的思考。中国、日本、朝鲜的学者，就儒家文化的学者，一百多年来，对自己传统文化的阴暗面，也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

现在一个新的对话的条件的已经出现，我举一个实在的例子，来说明这一个可能性。九年以前我在我服务的学校哈佛大学提供了一个课题，就是“儒家的修身和现代社群”。在这个课里面，我突出了儒家的基本价值。当时我进行过一个简单的调查，上课的大概每次总有四五百个同学，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域，各个不同的年级。我问他们在价值思考中间，自由观念和公益、平等的观念哪一个更重要？当然这两个观念都重要，但是你一定要选择是哪个观念比较重要。理性和同情这两个你怎么来选择？法制和礼教，人权和责任，个人和群体，又怎么样选择？当时75%的哈佛大学的大学生，有的是学理工科的，有的是学文法的，选择自由、理性、法制、人权。今年五月再作了一次调查，50%以上的人选择公益，不选择自由。因为美国社会的自由度比较大，大家发现的社会不平均、族群之间的冲突太厉害。有50%的学生，特别是70%女性，选择同情。同情比理性更重要，只有理性，没有同情，你不能发展你的道德价值。法制和礼教，选择的人差不多相等。人权和责任还是权利高于责任。人权更重要，但是已经相当接近。把人当做社会关系网络的中心点，而不把人当做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这一思想也在上升，现在45%到50%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网络的中心点，和刚刚所述的儒家价值有很多地方正好相契。什么原因？并不是说现在美国的学生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不太可能。可是正如我前面说，因为生态环保、女性主义、多元宗教和社群伦理的发展，逐渐使得西方过分突出自由、理性、法制、人权和个人主义的倾向受到遏制，人们开始认识到其他的普世价值，包括公益、平等、同情、礼教、责任和群体，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情况。

儒家伦理能够为全球文明对话提供资源

这次回到祖国之前，我在汉城参加了联合国科学教育文化委员会组织的全球伦理的研讨会，研讨会主要是想通过文明对话来了解能不能够建构一个全球社群。假若全球社会已经形成以后的核心价值。因为是韩国召开，所以特别探讨了儒家人文精神能够为全球伦理这一方向努力提供什么样的资源？学者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得到一些共同的结论。在1993年世界宗教学术大会的时候，有6000个学者参加，最后也得到两个共同信念。人类社群要发展，两个基本原则我们必须要推进，这两个基本原则和儒家的基本价值是可以配套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最近张岱年先生在人民大会堂讨论儒家伦理也提出这个原则。这种恕道，不仅是儒家伦理，也是犹太教的伦理，和基督教的“已欲欲示于人”不太一样，但也可以配合，也和这伊斯兰教的价值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以恕道待人，对于我讲很好的东西，对于我的亲友不一定好，应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其他人的情况是如何，这就是推及及人的基本价值。这个价值后面还要有一个价值，“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这不是利他主义，不是说我现在有掌握了足够的资源，想要和其他的人分享，而是要发展我自己的人格。但我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我不能够只是自私自利地发展我自己，那样到最后我就没有办法发展我自己了。我如果要发展自己，就一定要发展我周围的人，圆圈要逐渐扩大。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儒家传统里面有一种为千秋万世考虑的意识，比如说是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能只考虑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要为我们的子孙考虑问题。非洲有一个谚语，说地球不是我们的祖先所赋给我们的财富，地球是我们千秋万代的子孙委托我们保护的财富。我们考虑伦理的问题，不能只考虑我们这一代，也不能只考虑过去，要考虑未来。儒家思想这一方面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发展。

文明对话的资源发掘要靠公众知识分子

这些具体资源要发展，要靠什么人？是靠少数的知识精英吗？靠政治领袖吗？靠企业界里面有权有势的人？靠媒体？靠什么？我们认为要靠一个广义的公众知识分子。各位在这里的，都是属于广义的公众知识分子，什么叫做广义的公众知识分子？关切政治（也一定要从政），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人，就是属于公众知识分子。这些人不完全在学术界，学术界里有很多人成为专家学者，但他不一定要扮演这个角色。所以，这种公众知识分子，不仅要在学术界，应该在媒体、在政府、在企业、在其他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中，去从事各种不同的社会运动，女权运动，对于弱势团体怎样协助，怎样帮忙的运动，消费者权益的运动。这样就使得我们逐渐地为文化中国，为广义的中国文化来创造资源，来开发资源。有了这种创造，这种开发，我们进行文明对话就有了基础。

重建文明的尊严

正因为如此，我感觉到，如果现在想要使得广义的儒家人文精神成为人类文明的将来塑造全世界都能够共享的基本价值，必须要在儒教文明圈的内部进行发掘，必须要减少内耗，把它积极的因素发扬起来，慢慢地通过各种不同的领域，来形成、孕育。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来，经过了很多的屈辱，很多的悲愤，经过一段时间，现在正在腾飞。中华民族的再生是一个经济现象，是一个政治现象，同时也有深刻的文化含义，而这个文化的含义，正是可以通过儒家的人文精神以及其他很多在中华大地所发展的价值，包括佛教的、道家的、社会主义的、基督教的等等其他的价值来共同发扬。

（引自朱汉民主编《智者的声音——在岳麓书院听演讲》）